李频：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的一种建构 ——《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疏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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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出版的边界》标志着作者耿相新数字出版理论的主体构建初步成型。诗人敏感、史家洞察、出版家从业经验合成他的理论底蕴与个性，打通古今中西是其理论的基本路径，以“知识的革命”基础而展开的“出版的革命”和“书籍的革命”及其张力关系构成他出版理论的核心逻辑，按需出版、平台型出版、服务型出版等新传播类型既是知识生产方式，也是出版转型的方向。
原文刊登于2021年2期
原题为《数字时代出版理论的一种建构——<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疏证》
数字技术重构了出版的结构关系，被重构的出版到底如何解释才更接近真相是近20年来重大的出版理论难题。出版界的突围有赖于理论指引方向，出版业的有识之士因而被席卷到了数字化浪潮的潮头。
带着现实困惑，中原出版传媒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委员、董事、总编辑耿相新对出版理论、出版史、出版业务进行了长期深入的观察与思考，其最新著作《出版的边界》中，其“革命”的系列性论断及“革命”之后的出版新类型观察激发理论想象却又让人难以止于想象。
知识革命与数字书籍的
核心关联
理解数字出版有三个基本维度：技术、内容、资本。这已成学界共识。陈昕先生在《我的出版观》等文中也有说明。耿相新先生的理论推进是将内容下沉到知识分析，这对数字出版理论突破有重大的理论标引意义。一方面，在话语方式上由外在描述转换到内在分析，在当下的出版理论研究中，应该说是难得也应极力推广提倡的话语方式转型。另一方面，提示以内容的知识分析为理论切入口，求解内容作为核心之一的出版理论关联。
中外出版理论家都高度关注出版内容，以致国外有学者将出版直呼为“真正的内容机器”。“理论的大前提是出版永远无法与内容相割裂。不管你出版什么，你都会找到相应的内容。一种出版理论是在相应的内容理论中衍生出来，这也就是构造和模式生成的契机。内容都是根据某种模式进行构造的——包装之后进行发行，进而呈现在观众面前。框架建构和模式建构的概念是在大量的材料和细节收集中提炼出来的，对于我们充分理解出版的运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在这里，耿相新与迈克尔既殊途又同归。殊途在于出版内容分析的路径，耿先生践行以知识为中心的数据—信息—知识—智慧的通行路径，着眼于内容的知识层级和效用，而迈克尔主张框架、模式、审核、推广，着眼于内容的生产过程。同归在于：“‘出版’行走在狭义的‘图书出版’与广义的‘内容出版’之间的绳索上，并在两者之间不断摇摆。”[2]理解了中外两位出版理论家的殊途同归，才能充分认识到耿相新理论谱系中反复言及的数字书籍所凝结的数字出版实践和理论的多维多层价值。数字书籍不仅是一种新型媒介，也不仅是创新的传播方式，而且是一种多媒体融合的知识形态。
耿先生已撰写并已在《现代出版》刊发了《出版的革命》《知识的革命》，一直想写《书籍的革命》却未果。三者合成出版传播“革命”的理论闭环，它们将是耿相新数字出版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将是数字出版理论百家争鸣、异彩纷呈的点睛之笔。
《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
由来
因工作关系，我最先读到耿相新先生发表在《现代出版》2020年第3期的《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其概念或用语有别于他者，话语意涵也迥异于包括他自己的过往。我由此推断甚至假定，该文较全面、系统地表达了他出版学（史）方法论的思想，标示和引领着第二代出版学家对第一代出版学家的超越；理解、批判他的出版思想结构或许能带来出版理论的较大较深突破，而不仅仅是消解十余年来出版理论研究的沉闷。
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20年5月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之一推出了耿相新著作《出版的边界》。该书史论兼具，全书12章分别为出版的革命、知识的革命——从出版的视角、出版的新业态与新角色、数字出版内容的新边界、数字教育出版商的得与失、全球数据库出版图谱、从图像积累看图像出版的扩张过程、动画出版与漫画出版、论按需出版、论平台型出版、古今全集出版小史、华夏文明传承创新的数字化思考。12章中有11章集中讨论、沉思数字出版或者说数字时代的出版，认同为国内少有的几种数字出版理论前沿著作当无疑议。
关联阅读《出版的边界》《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有释疑解惑的豁然开朗，更有再进一步释疑解惑的冲动和向往，我便有心借路过郑州之机向他请教，并事前数天呈上访谈提纲。他当即回复说：“我思考一下您的问题，力争更深入一些。”
2020年8月21日，我和郑州附近的几位出版学友在耿先生处度过了曼妙的上午和中午。会议室访谈临结束时，他递给我《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打印稿，原来他早已逐个回答了我的问题。访谈因话锋现场而思想瞬间回应激荡，笔谈则因默然对话而思想延时反应准确，特想及时公开这一提纲与同行分享，并借以表明（或者说主张），理论有多种形态，不能也不必独尊论文。数字时代的理论更显对话的本质，将语篇作为构件之一收入文本是人类自印刷传播以来理论的适然常态。
耿相新先生访谈提纲
关于数字时代出版研究的思想结构
李频：区别于第一代出版理论家基于从业经验而去概括式总结某些不变的出版现实，您的出版理论路径是否可以描述为基于从业经验和出版历史去观察巨变、裂变的出版传播现实？能否概要说明您的出版理论路径，或者说，您是如何建构您的观察点（沉思点）及其理论（解释）关系的？
耿相新：我研究出版理论的基本路径是试图打通古今、打通中外。观察点是找到出版史和当今出版实践活动的结合点、西方出版与中国出版的结合点。理论的解释关系是试图找到一种理论或一个理论观点可以解释古今中外的出版活动。同时，解释都是互相的、双向的，由古及今，由今及古，由中及外，由外及中。
李频：尊著题名《出版的边界》试图厘清正在消解、并已经模糊的出版边界，以认识数字时代的出版，并把握好数字时代出版的发展方向。既然有“边界”也就应该有核心或中心，那核心（中心）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
耿相新：我所理解的出版核心是出版对象，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出版内容，它包括：数据、信息、知识和思想（智慧）。
李频：出版学界一般认同观察思考数字出版或数字时代出版的三个视角：资本、技术、内容。尊著核心内容主要围绕技术和内容展开。尊著代序的最末一句（“无论技术与资本的力量如何强大，历史的经验证明，书籍依然会存在——书在，出版就在；出版在，出版人就在”）表明您对资本、技术、内容三维视角基本认同，《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也一定程度上反映您的理论视角。从尊著《出版的边界》看，您突出的理论贡献之一是，在内容维度下沉到知识，由技术引致的“知识的革命”再反观“出版的革命”，对数字时代出版（或数字出版）的观察言说便既别开洞天又可复盘重演，可信。我想请教您的是：
如果在“资本”维度也下沉一级，您如何展开您的相关思想？
耿相新：资本来源有国家，机构——公益机构、商业机构、金融机构、金融市场，个人和家庭。资本的功能是不同的资本来源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目的，所产生的效果也不一样。
李频：是否有必要，或者说是否有可能在资本、技术、内容的下一层级建立这三者的结构关系？从理论上讲，在这第二级（下沉后的第二层次）演绎、解释资本、技术、内容，其思想颗粒及密度是更为细密、周延的。
耿相新：技术下沉一级应是材料技术、复制技术和传播技术；内容下沉一级是数据内容、信息内容、知识内容、思想（智慧）内容；不是三者，是六者，还包括规模化（集团）、国际化和专业化，是网状结构，既有因果关系，更是关联关系。
李频：“书籍依然会存在——书在，出版就在；出版在，出版人就在”，破折号后所做解释是顺语势的发挥还是另有深意，后两个排比句之内的因果关联是否表明您未尽展开的思考？
耿相新：这个观点实际上是想说明出版要素（内容、书）、出版活动（出版）和出版角色（出版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因果关系，也是关联关系。此三者均具有时代性、历史性，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特点，三者必须互相适应。
李频：《出版的边界》提出“我们只有以数媒思维引领纸媒，以纸媒思维领悟数媒，行动起来、思想起来、实践起来”。“以数媒思维引领纸媒”当无疑议，“以纸媒思维领悟数媒”如何克服避免经验主义可能带来的失误失察？终究纸媒代表过去，数媒才代表未来，且数媒是人类历史上共同面对的新事物，人类总体积累的经验相对说来极为有限。
耿相新：纸媒是数媒的基础。数媒是纸媒的当下和未来形式。数媒往往模仿纸媒。从内容的角度而言，是一个从不同载体向另一种载体迁徙的过程，如从简帛迁移至纸上，从纸上迁移至磁盘、光盘。将经验放入历史变革可以避免部分偏差。
关于数字时代的书籍与知识生产
李频：关于书籍媒体化。尊著第45页说：“音、视频进入书籍内部，让书籍融合了不同媒体的优势，书籍有可能朝着媒体化的方向进化。也许，我们无法阻挡数字书籍的媒体化，这是由数字书籍的内容基因所决定的。”“媒体化”的具体内涵是什么？观察和把握书籍的媒体化进化在观察方法上要注意哪些？
耿相新：书籍本来就是媒介的一种，也可以理解成一种媒体，一种长时间段的媒体。但现实的人们理解往往将媒体理解为报纸、杂志和互联网、新媒体。随着计算机技术、互联网技术、数字化技术和通信技术的发展和结合，纸质书正在成为一个传播平台，通过二维码扫描和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互联网结合，成为传播声音、视频和社交的平台，这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媒体。书籍媒体化的观察方法最重要的是对书籍的定义要重新定位。书籍也具有了同时空、同互动的动能。但书籍和出版应避免娱乐化。
李频：关于“书籍的内在逻辑”。《出版的边界》第44页提出了一个命题：“书籍的内涵与外延因数字技术的进步而得以拓展。”并说：“数字技术也可以将文字、图像、音频、视频组合到一起，如果这种组合是按照书籍的内在逻辑进行的，那么，我们也可以将这一新出版物称为数字书籍或电子书籍。”（第45页）。“书籍的内在逻辑”具体指什么？如何看待其中的媒介逻辑与思想逻辑（知识逻辑）之间的结构关系？
耿相新：这个问题涉及书籍的概念问题。书籍的概念有一个变迁的过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书定义为“除封面外篇幅不少于49页的非定期的印刷出版物”。《说文解字》说：“著于竹帛谓之书。”拉丁文liber（书）的原义指树皮。book，源自古英语山毛榉（beech）。我认为构成书的要素包括符号系统、知识内容、载体材料、复制手段、编辑加工、发行传播和一定规模，这些要素的结合构成了书。图文音视频均是符号系统，它必须与书的其他要素结合起来才能构成书的完整性。
媒介逻辑是符号之间的结合关系，知识逻辑应是具有主题性的知识之间的结合关系。符号系统和知识系统共同构成书籍，它们都是书的一部分，是整体与部分之间的关系。
李频：关于“书籍呈现方式”。《出版的边界》第2页说：“什么样的书籍呈现方式才能满足新型读者的碎片化阅读需求？书籍呈现方式的多样化，将逐步成为数字阅读时代的一大出版趋势。”“书籍呈现方式”的内涵外延是什么？既然书籍是一种媒介，为何不用“书籍媒介方式”而要另组新词？您提出或倡导的“书籍呈现方式”与常人习见的书籍媒介方式有何联系与区别？
耿相新：“书籍呈现方式”是指书籍的物质性，指书籍的外在物质材料的状态。书籍的材料包括竹木缣帛、莎草、贝叶、牛羊皮、纸、磁介质、光介质。在磁介质（磁盘）、光介质（光盘）之前，书籍的内容和载体材料是一体的，而到了计算机时代的数字书籍，书籍的内容存储和读取识别是分离的，内容被存储于磁、光介质材料上，而阅读是在屏幕上，而听或观看是在一个播放终端上。我将书籍呈现方式分为纸介质（封装型）、电子图书（阅读器）、有声书（终端）、视频书（终端）、数字图书馆（终端）、数据库（终端）、增强现实（AR）和虚拟现实（VR）（终端）七种基本形式。我所理解的“书籍媒介方式”是将书籍视为和广播、电视、报纸、期刊媒介并行的一种媒介概念，尽管可以将“书籍媒介方式”理解为纸媒介和电子媒介两种基本形式，但我认为用“书籍呈现方式”更准确、更直接。
李频：关于知识单元。印象中您在《论出版史研究中的定位分析方法》言及知识主题或主题知识或主题单元。尊著第4页言及“文本篇幅正在单元化”“书籍文本的碎片化正在解构传统的书籍形态，宏大叙事将渐渐让位于主题细化，信息型、知识型将大行其道，而思想的表达将越来越集中于专题之中”。
耿相新：“知识单元”部分主要涉及书籍编纂学和知识组织形态、内容呈现方式问题。计算机时代，知识的可检索、可视化深刻影响到书籍的内部结构。知识正在适应数字化而向颗粒化、知识点发展，这是文本碎片化的理论基础。
李频：“主题细化”“专题”的具体内涵是什么？如何认定、建构数字书籍的专题、主题等内容单位？
耿相新：专题更宏观，指一类书，也可以指一类书中的某一本书所属的专题，如书籍史、出版史是一个专题，而《中国出版通史·中华人民共和国卷》这本书也是一个专题。主题相对单纯一些、具体一些，如《中国印刷史》，其主题就是围绕中国的印刷术而展开的。一本书需要一个主题，一个大的主题下面还可以再细分小的主题，小的主题还可以再细分，在章节体这种书籍编纂形式中，我们最容易看到这种书的结构，如一本书的书名可能是一个主题，主题下面有章，章下有节，节下有目，目也具有主题性。
数字书籍和纸质书在内容单元分类上没有本质上的差异。从出版史角度，我喜欢将出版技术和书籍出版规模相类比。如写本时代，我们复制的往往是具有一个主题的单本书；到了雕版时代和工业印刷时代，我们可以出版具有同类性质的具有专题类别的一套书或丛书；而到了数字时代，我们则可以出版一类书，将同类专题的所有书集结到一起同时出版，构成数字图书馆或数据库。如中国的诸子百家图书，最早都是一本一本抄写的，如《墨子》，到了工业印刷时代，我们可以出版《诸子集成》，而现在我们可以出版诸子集成数据库。
李频：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和区分信息单元、知识单元和思想单元及其结构关系？
耿相新：书籍可以区分为不同类型。有的书以提供信息为主，如《山海经》 ；有的以提供知识为主，如《礼记》；有的以提供思想为主，如《道德经》。但大多数的书，既提供信息、知识，也提供思想，三者往往共同构成一本书的整体。
从知识生成来说，数据生成信息，信息生成知识，知识产生思想，三者具有共生性。
李频：传统书籍的内容结构与知识单元、思想单元就总体而言的一般关系或者说关系样式是什么？它为数字书籍编辑提供了哪些依然有效的经验？
耿相新：不同类别的书籍具有不同的内容结构模式。这个问题，实际上是个图书分类问题，尽管其出发点是一本书，是一本书的内部结构。与报纸、期刊所不同，我认为书是具有主题性的，即使完全是数据类的集合，假如以书的形式出版，它也具有主题性。如刚刚出版的《2019中国新闻出版统计资料汇编》，全部是数据，但它也有主题，它的主题是以数据全面反映2019年度中国出版业的概况。
一本书由信息颗粒、知识点、知识单元、思想单元构成，这些构成书的元素之间具有逻辑关系，传统的纸质书籍这些逻辑是固定的，是不能更改的，是固定在纸的页面上的。互联网诞生之后，尤其是超链接技术发明之后，任何一个词语、知识点都可以通过点击链接到另一个网页或文本上，整个互联网上的知识联到了一起，我们极端一下的想法甚至可以将这个超链接理解成人类的超大型书籍。书籍似乎在数字化和互联网化时代得到了解构。
换一个角度思考书籍，无论书的载体如何变化，但书的内部结构并没有变化，这个问题还可以继续深入思考。
李频：数字书籍导入音、视频后，如何有效建构知识单元、思想单元（或者说知识单位、思想单位）？因为音视频的知识形态、思想形态与基于文字、符号的知识和思想形态在呈现方式上不同，作用人类的感官进而受众接受也不同。在您看来，哪些数字出版物在这方面有一定的典范性以及观摩价值？
耿相新：我举一个例子，现代出版社出版的郭瑞祥著《宋仁宗和他的帝国精英》通过音频、视频、有声书、电子书四种方式，讲述宋朝的故事。视频，录制34期主题小视频，在微信公众号、抖音、快手、今日头条等平台上线；音频，录制43集音频在喜马拉雅APP独家发布；有声书，邀请专业录制团队，制作有声书86集，在喜马拉雅APP独家发布；电子书，在当当云阅读、豆瓣读书、多看阅读、京东读书、网易蜗牛读书、微信读书、知乎等平台上线，以专题、轮播图等形式在各APP内推荐。此外还联合多个微博、微信平台发起赠书活动。
李频：读者碎片化阅读对阅读单元的选择与切割有一定的随机性、随意性，数字出版有无可能有效引导、适度引导读者数字阅读的单元选择以及某种结构性取向？如果读者数字化阅读形成某种结构性的心理取向，是否就意味着该读者在阅读效应层面“去碎片化”？形成读者数字阅读的某种结构性稳定性心理取向的前提条件是什么？以数字书籍的有效阅读为旨归，您能否分享您就数字编辑（数字内容处理）、数字出版传播等方面的观察和经验？
耿相新：碎片化阅读还可以理解为碎片化时间阅读。目前，碎片化阅读的危险是读者越来越不能忍受阅读长文本，我观察超过5分钟或10分钟阅读一篇文章的耐心正在失去，所以才有了抖音、快手之类浅层次短视频的呈现。
中国缺乏一个电子书阅读环境，没有一个阅读器承载，基于纸质书的电子书很难形成长文本的阅读习惯。中国的读者习惯于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阅读网络小说，但除此之外似乎其他类别的电子图书都很难进入大众阅读的范围。我对出版人通过数字出版引导读者持悲观态度。
理论个性
理解耿相新的理论个性是理解他蓄势待发的出版理论的认知前提。
他悟论并举：“书界无疆。”《英美出版文化行记》自序以此为题；“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的耿相新集，他亦以此为题。作为出版理论命题，书界无疆，非指书籍形态及体积，而是突出书籍来源于社会又弥漫于社会的短期效果与长远影响。书与自文字诞生以来的社会共生，正如数字技术以来的媒介社会化、社会媒介化。书界无疆因此奠定了耿相新出版理论的厚实基石，不止作为他的信念信仰而获得力量源泉。
同为文集，《出版的边界》比《书界无疆》更为沉郁、厚实，初显大家气象的理论锋芒。“书界无疆”是隐喻，正如他作为诗人却要靠出版家安身立命。在断定“书界无疆”后，他转回头推定“出版的边界”。作为历史学者，他太清楚“边防”“边界”的领域以及权利价值。作为改革开放出版家，他更深知“从边缘处创新”的中国经验。“书界无疆”作为正题，“出版的边界”作为反题，以及正题反题背后隐含的合题奠定了耿相新出版理论辩证统一的哲学意涵。
耿相新出版史研究的开山之作是《中国简帛书籍史》。他的书籍史追问到简帛而不是雕版，正如他将书籍的起源追溯到文字的发明。眺望远方使他的出版理论自觉克服、摆脱了历史断代性（局限于人类历史的阶段性）、单一媒介性、单一文化性等多种制约，而在人类社会、人类文化的宏阔视野中透视出版。媒介史、传播史的自觉、中西出版文化的比较观照相辅相成，促成了他宏阔而不虚蹈的理论格局与气度。包括《汉籍西传行记》在内的几部出版史论著成为他打通古今中西的有力实证。
1985年以来的出版业务是他作为出版人的大半辈子历练，出版史是他的学养基础和观察出版社会的常规常用武器，出版理论才是（也更应该是）他作为出版家的追求。他的出版理论因此而自成高格，另有境界。治学有成者论从史出，耿相新之“史”却以书刊出版业务为基础，鲜活的出版业务便成为他的视域立场，也成为他史与论的旨归。治学大成者总满怀激情，年过半百的耿相新依然诗性盎然、佳作迭出。耿相新出世在诗，诗无达诂，他借诗酣畅地留存他自己自由而私密的世界。耿总入世在文，与出版相关的林林总总之文，他借文实现他的出版理想——一个沐浴过1980年代阳光的改革开放出版家的理想。耿总是丰满立体多面的，你看他那头苍然白发，你看那似乎刚从印刷车间走出的一袭红衣，就是他个性的符号象征，象征意义到底是什么，任由释码者去解读。诗人的敏锐（所以察常人不察）、史家的洞察（所以察常人难察）、数十年的出版业务积淀，当然更因为数十年中国出版业改革开放的风云激荡，成就了他出版理论的蓄势待发。他说他“出版理论基本路径是试图打通古今，打通中西”，其通史通识之贯通互释就在这里。
注释
[1][2]迈克尔·巴斯卡尔.内容之王——出版业的颠覆与重生[M].赵丹，梁嘉馨，译.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7：XIII，XV
作者简介
李频，1989年毕业于河南大学，曾在河南日报社新闻研究所等单位从事报刊编辑工作，参与创办北京印刷学院出版系并任主任，后任北京出版产业与文化研究基地首席专家。现任教于中国传媒大学传播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新闻史学会编辑出版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主要著作有《期刊策划导论》《大众期刊运作》《出版：人学絮语》《中国期刊史》（第四卷1978~2015）《期刊：连续出版的逻辑》等，主编《茅盾研究和我》《中国期刊产业发展报告NO1：市场分析与方法求索》《共和国期刊60年》《弘征：人与书》等，专著和主编图书多次获得河南省优秀图书、北京市第10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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